文学研究所成立后先设在北京大学 , 当时我在北大学习 , 便先后听过何其芳和蔡仪两位 先生所开的课。何先生当时是文学所副所长 , 开的是《红楼梦》研究 ; 蔡仪先生是文学所理论组组长 , 开的是《美学》。没想到 ,19 60 年我从北大毕业 , 分配到文学研究所 , 就在他们的领导下做工作。从 1956 年起 , 文学所便归属中国科学院 ,1978 年归属中国社会科学院。我在文学所工作至今也已四十三年了。从研究实习员到后来担任了所长 , 从先在理论组到后来的当代文学研究室 , 其间有两次到《文学评论》 编辑部工作 : 一次是 1975 年邓小平同志复出后 , 何其芳先生受命恢复《文学评论》 , 成立了以他和毛星、邓绍基、蔡葵与我组成的核心领导小组 , 命我兼任现代文学组组长 , 积极筹划 “ 文革 ” 中被停刊的《文学评论》的复刊事宜 , 没料到不久 “四 人帮 ” 发动反击所谓 “ 右倾翻案风 ” , 《文学评论》竟被指责为 “ 右倾翻 案” 的代表刊物之一 , 还未复刊 , 又被停刊了 ; 第二次是 1990 年马良春同志担任所长时 , 一再要我到 《文学评论》去工作。先是以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的身份去兼《文学评论》副主编 ,1992 年马良春同志病逝后 , 我被调到所里主持全所工作 , 又兼任《文学评论》主编 , 直到 1 999 年 1 月才由杨义同志接任 。
《文学评论》是文学研究所的学术窗口 , 也是全国文学研究界的学术窗口。它历来吸引本所和全国文学研究的最新成果 , 最好的论文来刊载 , 所以 , 就被公认为一份权威性的学术刊物。从我长期在文学所和《文学评论》 工作的经验 , 我深切感到开拓创新与实事求是的重要。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开拓创新。它是学术研究的题中应有之意。我刚到文学所工作时 , 何其芳同志就说过 , 《文学评论》的文章 “ 必须有新意 , 必须言之成理 , 持之有据 , 自圆其说 ” 。而要做到这一点 , 在研究领域就必 须比前人有所拓展 , 要占有更丰富的资料 , 经过认真的实事求是的研究 , 得出超越于前人的新的见解。所以开拓创新实际是跟实事求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
我到文学所后 , 最初被分配去参加蔡仪同志主编的《文学概论》的编写工作。当时的风气是一切都要以毛泽东思想为纲。《文学概论》也要以毛泽东文艺思想为纲。所以 , 我们开头的写作提纲就有 “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 ” , “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 , “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 ” , “ 文艺要批判地继承传统 ' 等章节。但后来 , 大家感到《文学概论》的提纲还是应该反映文学的本质和各方面的规律 , 包括文学的内容与形式构成的规律、文学创作的规律、文学欣赏与批评的规律 , 文学发展的规律等等。 为了实事求是地拟出《文学概论》的写作提纲 , 当时就召开过多次全国著名文艺理论家的会议 , 周扬、林默涵、何其芳、唐强、郭绍虞、 朱光潜、王朝闻、叶以群、杨晦、冯至、蔡仪等都参加了会议 , 纷纷提出各自的意见。至于编写组的成员吕德申、王燎荧、吕惠娟、李树 谦、胡经之、何国瑞、张国民、李传龙、王善忠、 王淑秧、柳鸣九、杨汉池等更讨论过不下十余次。这部著作的成书经历三年余 , 到 1978 年出版前蔡仪、吕德申、王燎荧等先生又再次修改。尽管今天看来 , 这部书已见陈旧 , 但当时与叶以群主编的《文学基本原理》同时被指定为大学文学教材 , 确实体现了那时文艺学研究的最新成就。至今其中涉及文学基本规律的许多部分仍然不容推翻。它的最大特色就是吸取中外文学理论的各种精见 , 并结合我国文学实践的实际 , 加以总结和升华。文学所当时在何其芳同志领导下 , 由余冠英、钱钟 书等主编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 , 由唐骏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等也是既求有所开拓创新 , 又努力实事求是之作。尽管今天看来不免各有历史认识的局限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断重印便可知它们仍有为广六读者所认同的学术价值。当然 , 为了学术上不断开拓创新 , 坚持实事求是 , 文学所后来还推出许多新的著作 , 如余冠英、邓绍基主持的多卷本文学史、钱中文著的《文学原理 : 发展论》、杜书藏著的《文学原理 : 创作论》、王春元著的《文学原理 : 作品论》。杨义著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三卷、侯敏泽著的《中国美学思想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以及百多位学者共同撰写的十卷本《中华文学通史》等。所有这些著作在内容上都有开拓创新之处。而局限或不足就往往在于实事求是方面还有待进一步努力。就研究学术而言 , 有所开拓创新是相对容易些 , 而要做到既开拓创新又实事求是则相当困难。这不仅有认识的时代局限 , 还有搜集资料方面的时代局限。
《文学评论》曾经发表过许多好文章 , 比如钱钟书先生的《通感》一文 , 文章虽短 , 却正实事求是地揭察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 , “ 通感 ” 即是钱先生借用西方文学观念而对我国古代文学进行阐述的好文章。何其芳先生的《论〈红楼梦 〉 和《战斗的胜利的二十年》也都是好文章。前者在占有大量资料的基础上对《红楼梦》一书作出评析 , 不仅独具机抒 , 富于艺术的感觉 , 而且说理透辟 , 见出实事求是的功力。后者总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 20 年来我国文艺思想观点上的左右摇摆的经验与教训 , 既反 “ 左 ” 也反右 , 其真知灼见 , 至今仍闪然有光。学术问题为了达到实事求是 , 又需百家争鸣 , 共同切磋 , 因此《文学评论》还就不少问题展开过热烈的争鸣和讨论 , 从而有助于真理的深化 , 这也是成功的经验。但《文学评论》也发表过一些很有开拓创新气势的文章 , 由于缺乏实事求是或不够实事求是 , 经不起历史考验而成过眼烟云。可见 , 要既做到开拓创新 , 又做到实事求是 , 确实十分不易。我想 , 在学术研究中 , 真正致力于实事求是 , 必定会有所开拓和创新 , 如果缺乏实事求是 , 那即使开拓了创新了 , 却不一定真有价值。所以 , 在学术研究 中 , “ 实事求是 ” 恐怕应该是最高的原则。
" 实事求是 ” 是毛泽东同志在 20 世纪 40 年代延安整风中提出来的 , 当时的用意在于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 促进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 使我们党的理论工作能够开拓新的局面 , 使马克思主义更好地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延安整风之后 , 我们党的理论建设果然有大的飞跃。在学术研究中 , 我们固然要尊重前人 , 继承前人的真知灼见 , 但确实又应解放思想 , 从实际出发 , 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 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 , 从客观事实出发 , 从中引出反映客观事实的规律的结论。文学研究所成立已 50 周年 , 《文学评论》如果从其前身《文学研究》算起 , 也已近五十年。其间 , 随着我们国家的变化 , 我们的学术研究也经历了不少风云变幻。经验教训可以归纳出不止一条 , 但我以为 , 最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要提倡开拓创新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真正本着这样的精神去做 , 我们的研究工作就会出真成绩、出好成果 , 也会锻炼出好人才 , 反之 , 情况就会另一样。今天 , 进入新的世纪 , 我们面临经济全球化和全球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新的时代 , 高科技的发展使人类通过电子网络等多种传媒而进入信息社会。学术信息几何级数般的迅猛增长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的条件 , 各种学科包括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各学科的交叉、综合 与再深化 , 汇成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大趋势。在文学研究领域中西学术思潮与方法经过百年对撞与融合 , 对于拓新学术研究的新路 , 人们也有了更加宽广、更加成熟的选择。而在开拓创新中 , 如何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为指导 , 在充分占有研究对象的各种材料的前提下 , 去做实事求是的分析研究 , 这仍然是文学研究领域攀登学术高峰的必要的起点。 今后 , 要办好文学研究所 , 办好《文学评论》 , 开拓创新和实事求是 , 一定不能偏废。如果说我们要继承和发扬先辈的优良的学术传统 , 我以为 , 这就是最优良的传统。
2002 年10月21日于井冈山 |
